我們都是路途上的離散者

作者：阿三

談及離散，人們通常會第一時間想到猶太民族經驗與非洲奴隷制度的歷史。他們基於種種原因被迫離開所屬或原居之地，衍生出「此地」和「他方」的對立概念，以及兩地文化與習慣等落差。「恨」、渴望歸家與返鄉的集體情緒，跟此類離散議題揮之不去，而實際國界又成了一道清晰的劃分。甚至可拋開疆界的概念，反思同質的國族與國家觀念，投靠單一身分認同及其效忠意識，及離散族群落地生根後第二、三代混雜的文化情境。

將複雜的離散身分簡化成「駐美加拿大籍華人」或「丹麥籍越南裔藝術家」等描述，如今已屢見不鮮，卻往往難以完整捕捉所有細微之處。曾廣智與傅丹的個人經歷，皆與逃避政權或戰亂有關。1949年，曾廣智的父母為躲避共產黨而從上海逃到香港。翌年，曾廣智在香港出生，一路直至1966年才舉家移居加拿大溫哥華。他在溫哥華繼續學業，後獲獎學金到巴黎深造藝術。1975年畢業後，他本想留法發展，卻因得不到簽證，於1978年遷到紐約生活。

至於傅丹，他則在1975年於越南東南地區出生。時值爆發越戰，社會主義陣營正策劃「再教育營」與相關計劃，傅丹一家成為眾多鋌而走險離開家鄉的船民之一。他們飄洋過海，沒有既定目的地，只祈求在海上遇上國際輪船，藉此抵達第一收容港香港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泰國或菲律賓。傅丹一家被丹麥船運企業集團救起，暫住於新加坡三巴旺一船民營，等待丹麥政府的庇護審批。於此機緣，傅丹於丹麥成長，畢業於哥本哈根的丹麥皇家美術學院（Royal Danish Academy of Fine Arts），後於德國法蘭克福的施泰德藝術學院（Städelschule）進修。兩人的成長過程經歷多番遷移，與其父母輩擁有迥異的成長與文化背景。「根」（roots）或許是其父母輩的想法，「路途」（route）方為曾廣智與傅丹一代人的記憶——他們的經歷及組成身分的方式，成為了其創作的基本依歸。

曾廣智一生中曾於香港、溫哥華、巴黎及紐約等地停留。身處以白人為中心的世界，其外貌難免落入主流視野的審視，使其難以擺脫對中國文化特質（Chineseness）的刻板印象。或許正因如此，他選擇穿上極具時代象徵的毛澤東式中山裝、戴上反光墨鏡，及佩帶「Tseng Kwong Chi: Visitor/Visiteur」（意指「曾廣智：訪客」）或「SlutForArt」（意指「藝術蕩婦」）字樣的名牌，拍下《東方遇見西方》攝影系列。這些身分故此非由外界賦予，倒是自己給予自己。在這些攝影作品中，他動用各種宏大的國族符碼，建構模仿旅客「到此一遊」的照片。穿上毛裝，加上仰視的拍攝角度，其身軀彷彿變成雕像，「聳立」於各種國族地標前，看似帶有一絲幽默感。他走訪多國拍照，包括英國、法國、荷蘭、意大利、巴西、日本等。這些採用如明信片般構圖的影像，充滿一種塵世的媚俗，強調我們心目中偉大的國族觀念只是種幻象或空想。

雖然傅丹的父母相信美國屬自由民主之地，且經濟富庶，但傅丹卻對此信念以及「自由」此虛幻概念提出質疑，並以自由神像作為其作品《我們人民》（2011–2016）的切入點。自由神像的原型為古羅馬神祗自主神（Libertas），1876年由法國政府贈送，屹立於自由島（Liberty island）上。自由島旁為埃利斯島，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中葉，曾是美國最繁忙的移民檢查站。在島上，抵達的移民因國籍及社會經濟地位而遭受差別待遇，無形中樹立了一套階級制度。就此而言，「自由」實則受到規範與限制。於傅丹看來，自由女神空洞而脆弱，一切的意義均由人們集體擁戴而成，他於是花了五年時間，委託中國廠房製作《我們人民》，按原大小複製自由神像。這件作品分成大約260個部件，散落於世界各地的展覽與博物館中。這絕對不像日本漫畫《龍珠》中，集齊龍珠後便能顯現奇蹟的故事，因為所有部件不會未組合在一起，是為一座「反紀念碑」。此作品呈現空洞無物的自由觀念，並引導我們關注世界本是支離破碎、四分五裂的。而國家體系建構出來的陳述，總事出有因，與種種權衡與影響環環相扣。

唯有尊重並承認世界上的各種差異，才能跨越種種籬藩，促進更深層的理解。邊界不可能消失，差異永恆存在。是離或散，聚與合，視乎我們如何詮釋眼前風馬牛不相通的意識，恰如錯置的東南亞城市風景。路途沒有終點，在世界進程之下，人人都是離散者。往哪個方向走，走得順意或是荊棘滿途，得看各人的心態與選擇。

本文節錄自阿三的原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