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都是路途上的离散者

作者：阿三

谈及离散，人们通常会第一时间想到犹太民族经验与非洲奴隶制度的历史。他们基于种种原因被迫离开所属或原居之地，衍生出“此地”和“他方”的对立概念，以及两地文化与习惯等落差。“恨”、渴望归家与返乡的集体情绪，跟此类离散议题挥之不去，而实际国界又成了一道清晰的划分。

将复杂的离散身分简化成“驻美加拿大籍华人”或“丹麦籍越南裔艺术家”等描述，如今已屡见不鲜，却往往难以完整捕捉所有细微之处。曾广智与傅丹的个人经历，皆与逃避政权或战乱有关。1949年，曾广智的父母为躲避共产党而从上海逃到香港。翌年，曾广智在香港出生，一路直至1966年才举家移居加拿大温哥华。他在温哥华继续学业，后获奖学金到巴黎深造艺术。1975年毕业后，他本想留法发展，却因得不到签证，于1978年迁到纽约生活。

至于傅丹，他则在1975年于越南东南地区出生。时值爆发越战，社会主义阵营正策划“再教育营”与相关计划，傅丹一家成为众多铤而走险离开家乡的船民之一。他们飘洋过海，没有既定目的地，只祈求在海上遇上国际轮船，借此抵达第一收容港香港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泰国或菲律宾。傅丹一家被丹麦船运企业集团救起，暂住于新加坡三巴旺一船民营，等待丹麦政府的庇护审批。于此机缘，傅丹于丹麦成长，毕业于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美术学院（Royal Danish Academy of Fine Arts），后于德国法兰克福的施泰德艺术学院（Städelschule）进修。两人的成长过程经历多番迁移，与其父母辈拥有迥异的成长与文化背景。“根”（roots）或许是其父母辈的想法，“路途”（route）方为曾广智与傅丹一代人的记忆——他们的经历及组成身分的方式，成为了其创作的基本依归。

曾广智一生中曾于香港、温哥华、巴黎及纽约等地停留。然而，在以白人为中心的主流目光下，其外貌使他难以摆脱中国文化特质（Chineseness）的刻板印象。或许正因如此，他选择穿上极具时代象征的毛泽东式中山装、戴上反光墨镜，及佩带“Tseng Kwong Chi: Visitor/Visiteur （曾广智：访客）”或“SlutForArt（艺术荡妇）”字样的名牌，拍下“东方遇见西方”摄影系列。这些身分故此非由外界赋予，倒是自己给予自己。在这些摄影作品中，他动用各种宏大的国族符码，建构模仿旅客“到此一游”的照片。穿上此服装，加上仰视的拍摄角度，其身躯仿佛变成雕像，“耸立”于各种国族地标与都市象征前，散发一丝幽默感。他走访多国拍照，包括英国、法国、荷兰、意大利、巴西、日本等。这些影像的构图仿似明信片，充满一种尘世的媚俗，强调我们心目中伟大的国族观念只是种幻象或空想。

虽然傅丹父母相信美国属自由民主之地，且经济富庶，但傅丹却对此信念以及“自由”此虚幻概念提出质疑，并以自由神像作为其作品《我们人民》（2011–2016）的切入点。自由神像的原型为古罗马神祗自主神（Libertas），1876年由法国政府赠送，屹立于自由岛（Liberty island）上。自由岛旁为埃利斯岛，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叶曾是美国最繁忙的移民检查站。在岛上，抵达的移民因国籍及社会经济地位而遭受差别待遇，无形中树立起一套阶级制度。就此而言，“自由”实则受到规范与限制。在傅丹眼中，自由女神空洞而脆弱，一切的意义均由人们集体拥戴而成，他于是花了五年时间，委托中国厂房制作《我们人民》，按原大小复制自由神像。这件作品分成大约265个部件，散落于世界各地的展览与博物馆中。这绝对不像日本漫画《龙珠》中，集齐龙珠后便能显现奇迹的故事，因为这些部件永不可能组合在一起。这座“反纪念碑”呈现空洞的自由观念，并引导我们关注世界本是支离破碎、四分五裂的。国家体系建构出来的陈述，总事出有因，与种种权衡与影响环环相扣。

当我们抛开疆界的概念，反思同质的国族与国家身分、同化现象，以及离散族群所处的跨文化情境时，可看清一个事实：唯有尊重并承认世界上的各种差异，才能跨越种种篱藩，促进更深层的理解。

本文节录自阿三的原文。